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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国家阅读日”引出的作文话题

作者:admin来源:互联网时间:2017-08-23
  【引言】 
  “阅读”是一个永恒的“话题”。在2007年的“两会”上,全国政协委员、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再度提出了建立“国家阅读日”的提案,这也是他第五次提出相同提案了。同时在提案上署名的还有著名作家王安忆、张抗抗、梁晓声、赵丽宏等人。朱永新曾表示,当前部分国民心态浮躁,与疏于阅读、远离经典、缺乏应有的文化底蕴有着极大关联。然而,学者余秋雨却在其博客上呼吁,“请大家帮帮忙,别增加‘国家阅读日’了”。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,这一言论随即引发了网民热议,有人赞同,有人反对,支持增设“国家阅读日”的作家赵丽宏表示,他一定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。下面请你读一读持相反态度的余秋雨和钱定平的文章,并分析、比较一下两人的观点。 
   
  【文章展示一】 
  阅读浪费生命 
  余秋雨 
  我反对设立“国家阅读日”的理由有三点: 
  其一,我认为现在每年已有“世界读书日”,4月23日。这一天是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和英国作家莎士比亚同时去世的日子,又恰恰是莎士比亚的生日。最早是由西班牙提议以这一天定为国际阅读日的,国际社会同意。我们没有必要,有了“五一国际劳动节”,再来一个“中国劳动节”;有了“三八国际妇女节”,再来一个“中国妇女节”…… 
  其二,身在信息爆炸的今天,如果把网络阅读也包括进去,阅读早已不是一种欠缺,而是一场灾难。有人说,正因为这样,更应该用“阅读日”来指导。问题是,怎么指导?谁来指导?指导什么?更大的问题是,这是一个接受指导的时代吗? 
  其三,与旧时代文人的向往不同,我不认为阅读是一件重要的事。对文化见识而言,更重要的是考察、游历、体验、创造。阅读能启发生命,但更多是浪费生命。孔子、老子、墨子、庄子为什么比我们伟大?因为他们的阅读量不到我们的万分之一。我们当代人的脑子已被文化垃圾塞满,即使充实的全是精华,也必然导致交通堵塞、营养过剩的死疾。比尔·盖茨曾说他早已读过一些最基本的书,今后不会多看书,我很理解。因为当代人太忙,第一线的创造者们不会有时间写书,写成的书就不再是最前沿的了。 
  文学书略有不同,但美国作家辛格说,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之一,是不再看什么书。因为写作的最高境界是询问自己的心灵,面对无言的自然。现在作家们赞成设“阅读日”可能是为了让读者多多地读文学书。我在这一点上要与他们商榷了:文学的传播要靠文学本身的力量,现在出版信息畅通,书籍流通便利,是好书总不会被埋没,何苦要通过国家的行政立法让全民来关注我们的本职工作呢?如果设一个“国家阅读日”,那么,别人也完全有理由要求设立“国家绘画日”“国家音乐日”怎么办? 
  现在,全国各地的“文化节”已经办得太多太滥,办得不错的也不少,很多城市每年有“藏书家庭评选”活动,“最佳书籍推荐”活动,深圳每年还举办“读书月”,从全国到地方每月都发布书籍的“畅销榜”,网站、电视上都有大量的读书栏目,很多书店又有“读书会”和“读书俱乐部”。总之,阅读的事情已经闹得过于热闹了。请大家帮帮忙,别再来增加一个“国家读书日”了。 
   
  【文章展示二】 
  阅读仍是“第一夫人” 
  钱定平 
   
  文化正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,更加需要通过阅读以获得结构性知识,并且动态地与体验等等相互作用、互相渗透。 
  某甲反对另设“阅读节”,却无端对阅读本身也来了个“连坐”。我好有一比,某乙反对结婚仪式太铺张,于是把婚姻也“痛打一顿”。“文化学者”反对的理由有二。其一,在网络阅读日趋流行的今天,周围已是信息爆炸,阅读不是欠缺,而是成为灾难;其二,在今天阅读不再重要,对文化见识而言,更重要的是考察、游历、体验、创造。其实,去粗取精,问题无非就聚焦在下面两点: 
  第一:网络时代还需要书本阅读吗? 
  第二:读书和所谓“文化见识”是相互敌对的吗? 
  一个人只要真会网络阅读,又向来习惯书本阅读,就一定会承认,后者乃是最愉悦、最方便、最含情的阅读。可以手持数卷漫游天涯,或掩书沉思而心游八极,或仰天默诵而神交万仞。在哪儿都可以读书,既无电源拖线之乱阵,也无桌椅板凳之劳形。再说,几千年来所凝聚而固化在阅读行为里的文化神韵、书页馨香、添香夜读的境界,又岂是他种蠢物所能比得的?英国学人约翰逊在餐桌台布里也卷着一本书,说是吃饭时想“另一种愉悦也近在手边”,令我望尘莫及。比起什么网络阅读、信息爆炸,自以为是重磅出击,实则老生常谈。知否?知否?网络与信息越发达的国家,读书的人越多。去年的人均读书统计,法国人11本,日本人17本,美国人为21本,咱中国人5本不到。更有成例。常春藤名校达特默斯(Dartmouth)学院获得了三千万美元捐款,决定全部用来盖一座新图书馆。须知该学院是电脑科学发祥地之一,对网络的一往情深想来不亚于某“学者”。如果阅读已成“灾难”,那院长不是花大钱引进个重灾区么?归根结底,网络虽然千帆映日,却动摇不了阅读作为“第一夫人”的地位! 
  读书与考察体验等等“文化见识”相辅相成,这恐怕也是常识。《论语·雍也》说:“君子博学于文,约之以礼,亦可以勿畔矣。”夫子认为提高文化修养的方法之一,就是“博学于文”,即熟读诗、书、礼、乐等书籍。后来,许多西方文化人也讲过类似的话,全强调自己是先读书,然后才能去“考察、游历、体验、创造”的。 
  有人说高尔基也不读书,全凭“生活”写作。非也!且听高老自己怎么说:“博览群书之后,我要沿着所有河流漫游,我也将懂得一切。”《指环王》和《哈利·波特》的精神之父、英国文人刘易斯更说:“依靠阅读伟大的文学作品,我如通灵千人又永葆自我。”可见,他们都强调,要把读书这匹马儿,套在体验的车儿之前,而不是相反。时至今日,读书与体验也还是“学而不思则罔;思而不学则殆”的关系。有一本书《失败的逻辑》,专门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切尔诺贝利之类的毁灭性失败。书中一再强调,对于世间的“复杂系统”,从事者不但要有知识,还必须要有“结构性知识”,否则就会产生失误。文化正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系统,更加需要通过阅读以获得结构性知识,并且动态地与体验等等相互作用、互相渗透。在曼盖尔的《阅读史》里,这正反两面的趣事更多。这些书对于体验者大有教益,绝非单单体验能自动取得。 
  文化人当然更应该读书,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,千古不易。中国有两位格外清逸超群,就是二张:史学家张荫麟和文学家张爱玲。张荫麟以一本《中国史纲》享誉天下。我阅读时特别注意到,他常说某某事情“不见于记载”。不要小看这五个字,力敌千军。人文科学有个铁律:“说有容易说无难。”您说某件事情“无”吗?只要找到一个“有”的例子,就可一举推翻。所以,要说“无”,就非读书极多极广不可。至于张爱玲,我在报纸杂志上已经写过几篇文章,论证她小说写得好的原因之一,是她英文文学作品读得多。这里不啰嗦了。 
  阅读还有一个功能,就是促进社会和谐,这也是网络之类不能代替的。孔夫子说:“性相近也,习相远也。”人的“性”基本是隐藏的,待人处世的习惯作风,也就是“习”,却天天在同社会上其他人在碰撞摩擦。这时,如果“习相远”,摩擦系数就一定会增大。我在西欧教书那会儿,常有感于社会的和谐。稍加观察,发现他们是个性相远而习性相近。例如,公共场所看不出腰缠万贯和家徒四壁的人的区别,因为“习相近”也。富婆既不会手戴十七八只钻戒,穷汉也不会动不动恶言相向。再进一步我又发现,就是引车卖浆者流,家里也总有几本书;车船地铁也有人认真读书。也许就是阅读,使得他们达到了一个金钱永远不能买到的修养境界,从而部分地拉平了高低贵贱。环顾我们四周,这个“习相远”的大问题不解决,即使是网络这件利器,也极可能变成开骂的场地,以致“黄钟毁弃,瓦釜雷鸣”。再讲得远点,官员如果在八小时之外读点书,晓得后汉有个杨震和“幽夜有四知”,一定会加强自律;“学者”如果多读点书,笔下的文学常识错误也会少些…… 
  网络所带来的真正文化冲击,是世界已经连成一体,逐渐形成共同的文化见识和评价准则。纽约林肯中心唱了一支好歌,第二天新德里街头就会传唱起来;东京有人说大江健三郎比不上村上春树,柏林的“文化访谈”就会出现此人头像……在这种全球文化互连之下,以自家门前那口井的是非为是非,“不知有汉,无论魏晋”,就谈不上有什么眼界了。正像没有坐标系就无从描绘数量一样,“文化见识”也必须摆到世界的坐标系里,才能叫真正的见识,也就不会纠缠不清了。由此不禁想到,为什么一个人均读书量在世界排名靠后的国家里,还会有人如此抛却书本说玄虚呢? 
  这也许更值得人们深思!